第796章 元年

当天下午。

调研组来到二机床厂齿轮车间。

周大海亲自操作，演示新工艺。

看着那枚闪闪发光的齿轮在精密仪器上检测出的优异数据。

一位随行的专家忍不住凑近仔细观看，低声与同事交流。

晚饭依旧安排在红星厂食堂。

菜色简单，但那道铜锅涮羊肉让寒冷的冬夜多了暖意。

李副局长破例喝了一小杯白酒，话也略多了一些。

“王建军同志，你们这个探索，胆子不小。”李副局长看着他：

“不怕犯错误？”

王建军端正坐姿：“局长，我们的一切尝试，都基于一个前提：

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提高效益，有利于调动工人积极性。

只要符合这‘三个有利于’，我们觉得就可以大胆试。

错了，我们改；对了，就坚持。总得有人先探探路。”

李副局长深深看了他一眼，没再说什么，只是举了举杯。

调研组原定两天的行程，延长到了三天。

他们不仅看了红星厂，还深入走访了另外三家协作厂，与更多的工人、技术员交谈。

送走调研组那天，天空飘起了细碎的雪花。

周主任把王建军叫到市经委，关上门，低声道：

“李副局长临走前跟我说，你们这个‘协作网’，是个很有意思的‘细胞级’改革实验。

它触及了国企改革的一些深层问题：

横向联合、技术进步的内生动力、微观激励。

他个人表示，经委会持续关注。”

王建军心中一定。这个评价，比单纯的表扬更有分量。

“另外，”周主任从文件夹里抽出一份文件：

“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实施细则，上面已经原则通过，很快就要下发。

你们厂，肯定在列。

到时候，你提出的很多想法，可能会有试验的空间。

但要谨慎，一步一个脚印。”

“我明白。”

王建军接过那份还带着油墨香的征求意见稿，感觉手中沉甸甸的。

回到厂里，王建军还没坐下，秘书就送来一封加急信件。

信封很普通，落款是“内详”。

王建军心中一动，挥退秘书，拆开信。里面只有一张薄纸，是娄振华的字迹，内容却让他瞳孔微缩。

“谦弟如晤：闻国内春潮涌动，不胜欣喜。

近日与欧美客商接洽，得知有种‘微型计算机系统’及‘数控编程技术’，乃西方制造业升级之核心。

彼有旧型号设备愿以‘教学仪器’名义转让，价甚廉。

另，港岛股市地产近期蠢动，似有热钱暗流。

‘奶糖’市值日增，兄谨守之，静待东风。兄振华  匆笔  1978.12.8”

信息量极大！微型计算机、数控技术——这正是王建军透过儿子王皓文在关注的前沿！

而“教学仪器”名义，可能是一条规避技术封锁的潜在路径。

港股地产蠢动，更是印证了他对未来的记忆。

王建军将信纸点燃，看着灰烬落入烟灰缸。

娄振华这条线，开始反馈具有战略价值的情报了。

但现在还不到动用的时候，他需要等待，等待国内政策更明朗，等待自己的位置更稳固。

他走到窗边，雪花渐渐变大，天地间一片苍茫。

西南边境，王援朝和他的战友们，此刻是否也在风雪中坚守？

北京高校里，王皓文他们是否正围着实验室的仪器争论不休？

这间工厂，这个刚刚萌芽的协作网，又将在即将到来的1979年，迎来怎样的风雨和阳光？

王建军推开窗户，冰冷的风夹着雪花扑面而来，却让他精神一振。

潮水已至，他必须站稳，看得更远，想得更深。

因为很快，就不是他一个人。

而是他身后的工厂、家庭、乃至一条正在成形的脉络，都将随着这时代的潮水，起伏前行。

1979年1月1日。

《百姓日报》发表元旦社论《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

同一天，国务院正式批转《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文件。

标志着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国企改革正式拉开帷幕。

四九城被列为第一批试点城市。

而红星轧钢厂毫无悬念地名列试点企业名单之首。

厂里的新年气氛，被这份沉甸甸的政策文件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王建军在元旦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召开了全厂干部大会。

没有张灯结彩，只有会议室墙上新挂出的一幅标语：

“用好自主权，争当排头兵”。

“同志们，从今天起，国家把一部分经营决策权、产品销售权、利润留成使用权……

以及内部人事和分配权，交给了我们。”

王建军的声音清晰响彻整个礼堂，

“交给我们，不是让我们躺在上面睡大觉，是要我们扛起更重的担子，闯出一条新路！”

他宣布了厂党委研究后的几项立即执行的新措施：

一、成立“市场销售科”，专门负责“星火”系列等计划外产品的市场开拓；

二、在财务科下设“利润留成基金管理小组”，制定详细的使用和审批章程；

三、技术科改组为“技术研发部”，下设“工艺攻关室”和“新产品开发室”；

四、人事科启动“优化劳动组合”试点调研。

每一项，都指向更深层的变革。

更大的变化发生在“协作网”内部。

有了更明确的利润留成和分配政策，王建军立即着手将之前的“君子协定”制度化。

他召集四家协作厂的负责人，在市经委的见证下，共同签署了一份《试点企业技术经济协作协议书（草案）》。

协议明确了技术攻关的“委托-受托”关系，规定了基于新增利润的阶梯分成比例。

设立了由五家厂共同派员组成的“协作基金管理委员会”，甚至约定了技术成果的共有和后续改进权益。

签字仪式后，东风化工厂的钱书记拿着还带着墨香的协议副本，手都有些发抖：

“王主任，这……这就算有个说法了！咱们这协作，算是名正言顺了！”

“这才刚起步。”

王建军与他握手：

“老钱，接下来要看你们的了。涂层要尽快量产，质量要稳。

我们的采购合同，下周就签。”

协议签署的消息，连同红星厂内部机构改革的简报，被市经委作为“试点初期动态”，报送到了国家经委。

一月十日，王建军接到一个意外的电话。

来电者是轻工业部下属一家大型日用化工厂的厂长，姓沈。

对方语气客气，甚至有些急切：“王主任，久仰大名！

我们看到报纸上关于你们技术协作的报道，深受启发。

我们厂在新型洗涤剂助剂上遇到个技术难题，不知道……

能不能请你们协作网里的化工专家，帮忙给看看？

当然，我们可以支付咨询费，或者按你们协议的模式来合作……”

王建军心中微动。

影响力，已经开始辐射到系统之外了。

他没有立即答应，只表示需要先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并需要与协作伙伴商议。

挂掉电话，他意识到，“协作网”这种模式，本身正在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和技术服务平台。

这远比他最初设想的“供应链优化”意义更大。

与此同时，一封来自西南的信，终于送到了王建军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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