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1章 新官上任：立柱

坐在四九城市经济委员会主任宽大的办公桌后，王建军感受着与在红星厂时截然不同的压力。

这里不再是机器轰鸣的车间和熟悉的面孔，而是堆积如山的文件、错综复杂的部门关系和无数双盯着他的眼睛——

期待的、审视的、甚至是不服的。

他四十六岁，在这个位置上算得上年富力强，但资历绝非最深。

他知道，自己这个主任，是靠徙河的功勋和红星厂的实绩“破格”上来的。

要想坐稳，进而图谋更远，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在这个全新的舞台上，打下几根让人无法忽视的坚实桩基。

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开会发令，而是带着笔和本子，花了整整一个月，跑遍了市里主要的工业局、重点企业，甚至一些陷入困境的老厂。

他听汇报，更下车间；看报表，更问工人。

许多人第一次见到这位“传奇主任”，发现他没有架子。

问的问题却异常刁钻，直指成本、工艺、市场、人员积极性这些要害。

调研结束，他心中有了谱。

四九城的工业，底子厚，但包袱也重；人才多，但活力不足；

“条块”分割明显，协作效率低下。

红星厂的路子，证明是有效的，但需要升级、需要推广、更需要制度保障。

第一根桩：将“红星模式”制度化、平台化。

他亲自起草方案，推动成立了  “四九城市工业经济协作办公室”  ，作为市经委下属的正式处室，专司推动企业横向联合。

办公室主任，他点了将——由红星厂调来的、熟悉联合体运作的技术科长老陈担任。

第一项任务，不是拉郎配，而是“发英雄帖”：

向全市工业企业征集技术难题和优势能力，汇编成册，组织分行业的交流会。

“咱们不搞强迫，只当红娘，让企业自己看对眼，谈合作。”

王建军定下调子。

很快，机械、电子、化工等几个行业的首次“技术需求与能力对接会”低调召开，虽然规模不大，但务实的气氛让不少参会厂长感到新鲜。

第二根桩：给技术之火，添上制度的薪柴。

他多次拜访市科委、教育局，又让王皓文、王皓东居中联络，终于促成了市经委与华清、京大等高校的  “产学合作框架协议”  。

协议的核心是：企业出题（实际技术难题）、学校出力（师生参与攻关）、经委协调（并提供小额引导资金）。

第一个试点项目，就落在了王皓文参与的那个“技术研究小组”上，他们正式承接了红星厂提出的“星火钢材轧制工艺参数优化模型”课题。

虽然只是用初级的计算机进行数学模拟，但意义非凡——高校的智力资源，开始系统性地注入工业实践。

郑教授被聘为市经委的特邀技术顾问。

第三根桩：破解最难的题，树立最高的标杆。

他选中了  “四九城第一机床厂”  作为攻坚对象。

这是一家老牌重点厂，技术力量不弱，但产品滞销，亏损严重，人心涣散。

问题核心是：主导产品落后，转型无力。

王建军没有直接给钱给项目，而是带着一机床的厂长，去看了红星厂、二机床厂的生产线。

又牵线让他们与东风化工厂、纺织机械厂的人座谈。

“你们的问题，不是技术不行，是思路没打开。”

王建军对一机床的领导班子说：

“总想着自己做整机，摊子大，风险高。

看看二机床，专攻齿轮，现在日子多红火？

你们厂里那几台大型龙门铣床，精度保持性是个宝，为什么不把这‘独门绝活’做成服务，专门给其他大厂加工关键大件？

还有，机床数控化是趋势，你们和高校、和红星那个研究小组合作，搞老旧机床数控化改造服务，市场会小吗？”

他提出，由市经委协调，以一机床为核心，联合几家有精密大件加工需求的重型厂和高校，组建一个  “大型精密部件加工与技术服务中心”  。

一同探索从“卖产品”到“卖服务+卖技术”的转型。

同时，承诺从市里紧张的技改资金中，给予启动支持。

这个方案，点燃了一机床老师傅们的希望。

王建军知道，如果这个老大难厂能通过协作焕发生机，其示范效应将无比巨大。

第四根桩：为未来布局，发出战略声音。

在埋头具体事务的同时，王建军开始组织班子，着手编制  《四九城市“六五”后期工业调整与发展设想》  。

他亲自拟定提纲，明确提出：四九城工业要逐步削减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传统重化生产，要依托科技和人才优势，向“高、精、尖”方向转型，要重点培育电子、精密仪器、新材料等苗头产业。

他甚至在一个小范围的研讨会上，首次提出了  “学院路”  这个概念，建议将那片高校科研院所密集区，规划为“科研与产业结合的实验区”。

这些观点在当时看来颇为超前，甚至有些“冒险”，但体现出的战略视野，让市委主要领导和一些专家暗自点头。

就在他四桩并举，全力推进时，家庭和暗线也在同步运转。

王皓文周末回家，不再是单纯的学生，而是会带来郑教授团队对某个技术问题的最新分析，或者几页重要的外文资料译文。

父子间的谈话，越来越聚焦于“芯片”、“数控”、“软件”这些陌生的词汇。

王援朝从南京来信，讲述军校里关于“现代化战争”的激烈讨论。

他对“技术装备与人员结合”的思考，也让王建军对军民融合有了更深的理解。

娄振华的密信则汇报：通过海外华人技术圈，初步接触到一批即将被淘汰的“个人电脑”以及大量技术手册，询问是否按原计划，以“废旧电子教学设备”名义尝试引进。

王建军回复：“可。务必稳妥，技术资料优先。”

聂文君和王爱佳，则从财政和家庭角度，提醒他注意各个项目中的资金合规风险，扮演着重要的“刹车”和“警报”角色。

一九八一年的春天在忙碌中流逝。

王建军如同一个高明的建筑师，在四九城工业这片复杂的土地上，同时开挖着几个深浅不一、却都至关重要的基坑。

他知道，这些桩基能否打得深、立得稳，将直接决定他脚下这座新平台是否牢固，更决定着他能否借力跃上更高的台阶。

他没有急于求成，只是稳扎稳打，让每一步都留下清晰的足迹。

因为他深信，功到自然成。

而一九八一年，就是他必须全力以赴的“功成”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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