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章

委员长亲自签发的调令文件，如同雪片般迅速飞抵。

江辰风终于得偿所愿，带着他一手磨砺出的“猛虎突击队”，重返阔别已久的云岭山区。

钱立群作为先头部队，早已将他们即将归来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根据地。

云岭的那些老战友们，听到这个消息后，反应可以说是五味杂陈，既有震惊，又有狂喜。

在赵兴华的极力提议下，众人甚至自发组织起来，为他们筹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欢迎仪式。

仪式过后，江辰风便正式挂上了“第五战区云岭抗日根据地参谋总长”的头衔，着手整合周边各路武装力量，意图在云岭地区锻造出一支全新的抗战铁军。

对于江辰风的宏伟计划，汪淼自然是举双手赞成，毫无保留地给予全力支持。

他凭借着赫赫战功，如今已是独立师的师长，地位今非昔比。

以赵兴华和钱立群为首的云岭纵队，更是第一个站出来摇旗呐喊，明确表态。

再加上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那态度鲜明的暗中支持，江辰风对这次整合行动的成功，心中已是十拿九稳。

当然，在正式展开这番大事业之前，江辰风选择先完成自己的人生大事。

他与钱雅芝的婚礼，很快就在根据地里举行了。

婚礼办得极其简洁朴素。

除了猛虎突击队的兄弟们，野战医院的护士姐妹，以及赵兴华、钱立群和汪淼这些核心战友之外，江辰风几乎没有邀请任何外人。

作为知情人的李宗仁，也只是象征性地发来一封贺电，聊表心意。

然而，新婚的温馨并未持续太久。

婚礼结束的第二天，江辰风便雷厉风行地在根据地的指挥室内，召集了第五战区下辖各军、师级的主官，准备召开一场至关重要的军事会议。

会议的核心议题，便是商讨下一步的作战计划：进攻三石市和泰阳城。

尤其是后者，泰阳城，战略位置极为关键。

拿下它，便能有效截断华东地区日军对这一带的增援路线，从而有力配合第九战区收复武昌、南昌的宏大战略。

日军显然也吸取了上次疏忽大意，被国军捡了便宜的教训。

如今，他们重新加固了对南昌和武昌地区的防御体系。

第11军麾下的7个师团、4个旅团，总计88个大队，几乎被尽数调往南昌一线，构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线。

不仅如此，他们还从长江下游的第13军所属的第15、第22师团中，各自抽调了一个支队，共计7个大队，增援到武昌方向。

此外，还有第3飞行团、海军“中国方面舰队”的第1遣华舰队以及第2联合航空队，提供海空协同作战支持。

随着随枣会战和长沙会战的相继失利，日军在湖南方向的攻势陷入了停滞，未能取得预期的进展。

于是，他们开始尝试从其他方向打开突破口。

首先，便是以两栖登陆的方式，于1939年11月，对广西南部发动了突然袭击。

其战略目的，就是为了切断从越北通往广西的国际交通线。

日本方面将此次行动称为“南宁攻略”，而在中国方面，则被称为“桂南会战”。

在“桂南会战”期间，爆发了那场载入史册的“昆仑关战役”。

杜聿明率领的第5军，与日军的精锐部队第5师团展开了殊死搏杀。

最终，中日两军在昆仑关一线形成了僵持对峙的局面。

至少从表面上来看，这次战役并未对雾都政府形成实质性的军事压迫。

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最终因作战指挥不力，被剥夺了兵权，撤销了司令官的职务。

而接替西尾寿造，成为新**指挥官的，是一个更加心狠手辣的“刽子手”——畑俊六。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畑俊六于1938年2月被派往中国，出任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亲自率部发起了武汉作战。

当年8月上旬，他指挥着30万日军，兵分两路，沿长江南北两岸，由东向西，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10月26日，中国军队被迫向西、向南战略撤退，畑俊六随即率领日军，占领了这座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华中重镇武汉。

在整个会战过程中，畑俊六所率领的日军，公然践踏国际法，丧心病狂地使用了毒气多达375次，发射的毒气弹更是超过了4万颗。

在他的纵容和唆使下，凶残的日军在占领武汉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

广大人民群众对日军的滔天暴行，无不恨之入骨。

1939年8月，畑俊六被调回日本国内，担任内阁的陆军大臣。

在此期间，他深度参与了内阁各项侵略计划的设计与决策，以一种全新的姿态，继续推进着侵华战争。

他一手在南京炮制了汪精卫的傀儡政权，实施了控制法属印度支那的计划，并就荷属东印度问题与荷兰展开了谈判。

他还极力支持日本的“南进”政策，赞成日本侵占东南亚及南方各地区。

为了实现“南进”的战略目标，他同意在国内以大政翼赞会取代传统政党，进一步推动国家的法西斯化进程。

在国外，他则积极促进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条约的签订。

畑俊六直到1941年3月，才被日军大本营任命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继续对中国进行全面的侵略战争。

在中国解放区，他和冈村宁次一样，推行着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进行毁灭性的“扫荡”，肆意屠杀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无数村庄被洗劫一空，化为焦土。

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他则是攻略与施暴并行，每攻占一个地方，就制造一桩骇人听闻的惨案。

1943年5月，日本中国派遣军在攻陷湖南汉寿等地后制造的“厂窖惨案”，便是一个极其恶劣的例证。

在那次惨案中，3000名日军在短短4天时间内，枪杀了超过3万名手无寸铁的男女同胞，另有3000多人受伤致残，超过2000名妇女遭到强奸，更有2000户以上的家庭被满门杀绝。

美丽的厂窖，瞬间变成了血流成河、尸骨如山的人间地狱，遍地焦土，一片荒凉。

作为侵华日军的最高司令官，畑俊六对其下属部队犯下的种种暴行，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罪责。

1944年春，为了挽救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颓势，畑俊六根据大本营的命令，集结了51万兵力，发动了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

在长达8个月的作战中，日军基本打通了平汉、粤汉和湘桂等主要铁路线，侵占了豫、湘、桂、粤等省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贵州的一部分。

这使得中国又有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6000万人口，沦于日寇的铁蹄之下，给中国的抗战事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也给亿万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深重灾难。

由于这次所谓的“卓越战功”，畑俊六于1944年6月被授予元帅称号，并获得了天皇亲自颁发的一级“金鵄”勋章。

1944年11月，日军大本营下令，将畑俊六转任为陆军教育总监，让他继续为对中国和西方的侵略战争提供支持。

1945年4月，他又被调任为驻本土日军第二总军司令，负责准备进行本土决战。

畑俊六作为日本法西斯军队的重要头目之一，长时间担任侵华日军的高级职务，积极奉行侵华政策，指挥侵华战争，在中国大地上犯下了累累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法磨灭的深重灾难。

日本投降后，根据中国政府的强烈指控和要求，驻日盟军总部于1945年9月13日下令，将畑俊六作为甲级战犯逮捕收监，最终将他送上了被告席。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经过公开审理，作出了最后判决。

11名大法官以5比6的微弱票数，对战犯畑俊六处以无期徒刑。

法官团中有5票主张判处死刑，而6票则赞成无期徒刑。

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再次死里逃生。

其核心原因在于，畑俊六的主要罪行都集中在中国的侵略战场，他并未直接参与太平洋战争，这使得美英等国的法官们对此显得有些麻木不仁，其判决结果实在令人愤慨。

而在日本右翼势力的积极活动和包庇下，畑俊六仅仅坐了六年牢房，就于1954年被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假释出狱。

到了1958年，他干脆被完全赦免。

1962年5月10日，畑俊六在出席一场祭奠战死日军的活动期间，突然暴毙于一家名为“龟文馆”的旅馆房间里，这才结束了他那不知悔改的罪恶一生。

而现在，由于江辰风在长沙会战中的一系列行动，引发了连锁反应，导致畑俊六被日军大本营提前派到了华东战区。

为了扭转岌岌可危的战局，他一上任，便立刻着手调整华东地区日军的兵力部署。

他果断停止了在正面战场上进行全局性的战略进攻，转而采取守势，致力于巩固已占领的地区，并推行“以战养战”的恶毒政策。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一些军官认为，要解决所谓的“中国事变”，只有两个办法。

要么，一路打到雾都。

要么，就从中国全面撤军。

可是，若想攻占雾都和延安，就需要向中国战场增援至少15个师团的兵力。

在必须对苏联保持高度警戒的前提下，日军显然没有这个能力。

至于从中国撤军，内阁和陆军省更是绝不可能接受。

对于信奉弱肉强食、贪婪成性的日本人来说，要把已经吃到嘴里的肉再吐出来，那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既然无法在短时间内通过武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那就只能选择耗下去。

他们要一直耗下去，直到雾都政府再也坚持不住，最终选择求和或者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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