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0章 迎考

十月二十五日，星期三。

上午九点整，三辆黑色轿车驶入红星轧钢厂。

国家计委张司长率领的调研组一行七人，在市经委周主任和王建军等人的陪同下，走进了厂部会议室。

会议室窗明几净，长条会议桌上铺着墨绿色绒布，除了茶水，没有多余摆设。

墙上挂着一张大幅的《红星轧钢厂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动态图》。

红蓝曲线清晰勾勒出近三年的起伏。

简单的寒暄后，调研正式开始。

张司长五十岁上下，戴一副黑框眼镜，气质儒雅，但眼神锐利。

他没有客套，开门见山：

“王建军同志，我们这次下来，主要是想了解基层企业在挖掘生产潜力。

提高资金和资源利用效率方面的真实情况、具体做法，以及遇到的困难。

特别是你们厂正在搞的民用‘星火’系列，是个新事物。

请你们敞开来谈，成绩要讲，问题更要讲，我们需要听到一线的真实声音。”

压力无形，却沉甸甸地压在每个在场红星厂干部的肩头。

王建军神色沉稳，他站起身，走到图表前，没有拿讲稿。

“感谢张司长和各位领导莅临指导。我就从我们厂最实际的情况说起。”

他手指点向图表上的几条关键曲线：

“这是前几年年我厂的产值、利润、吨钢能耗和全员劳动生产率曲线。

可以看到，在75年、76年，各项指标在低位徘徊，增长乏力。”

他顿了顿，继续道：

“问题出在哪里？我们班子反复调研，认为核心是三个：

第一，设备老化，技术迭代慢，许多五六十年代的设备还在超期服役，效率低、能耗高、精度差；

第二，生产与市场需求脱节，长期以计划任务为主，对市场需要的、利润更高的民用特种钢材研发不足、反应慢；

第三，厂内技术力量分散，激励不足，老师傅的经验没能系统总结传承，年轻人钻研技术的积极性没有完全调动起来。”

毫不避讳地自揭其短，让调研组几位成员交换了一下眼神。

“那么，‘星火’系列和最近的一些变化，就是我们的应对之策。”

王建军话锋一转，指向图表上从77年初开始明显上扬的曲线：

“我们集中有限资金和技术力量，攻关民用特种钢。

就是试图用新产品撬动新市场，用市场利润反哺技术改造。

‘星火’投产以来，虽然总量还不大，但利润率是传统计划钢材的两倍以上。

这笔多出来的利润，我们没有分光吃净，大部分投入了设备局部更新和技术研发。”

他示意财务科长老孙。

老孙立刻起身，分发了一份简要的财务数据附件。

“这是‘星火’系列产生利润的使用明细，每一笔都有台账可查。

主要用在：一是关键轧机部件的精度修复和升级，二是新建了一条小型连续热处理实验线，三是设立了厂内技术革新奖励基金。”

数据详实，脉络清晰。

张司长一边听，一边快速浏览着数据，微微颔首。

“这只是厂内。”

王建军抛出了更关键的内容：

“我们发现，很多技术瓶颈，光靠我们自己，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

比如‘星火’需要的高精度齿轮，我们自己攻关了一年多，进展缓慢。

而第二机床厂，他们有这个加工能力，却苦于没有稳定订单和设备老化。

类似的情况，在化工辅料、专用轴承等方面都存在。”

他提到了正在探索的“厂际技术协作”：

“在市经委指导下，我们联合了几家情况类似、技术互补的试点企业，定期召开技术交流会。

不搞行政拉郎配，就是让主任、总工们坐在一起，摊开各自的需求和能力清单。

我们红星厂出市场订单和部分启动资金，兄弟厂出技术力量，共同攻关。

目前，已经达成了三个联合攻关项目意向。”

王建军展示了第二次技术交流会那份《攻关课题与协作意向备忘》。

上面清晰地列着三个课题、参与单位、初步分工和红星厂的订单承诺。

“我们初步估算……”

王建军总结道：

“如果这三个联合攻关项目成功，不仅能解决‘星火’系列卡脖子的技术难题。

使其成本降低约15%，性能提升20%以上；

同时，也能带动参与协作的兄弟厂，获得稳定订单。

更新部分设备，激活他们的技术研发能力。

相当于用一份投入，同时盘活了几家厂的技术存量，放大了资金的使用效益。”

他没有提任何“扩大自主权”的政策术语。

但整个汇报，从问题分析到实践探索，无不紧扣“如何让企业更有效利用资源（资金、技术、设备）”这一核心。

并且提供了一套基于市场纽带、利益共享的、可操作的微观解决方案。

张司长听得非常专注，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

等王建军讲完，他沉吟片刻，问道：

“王建军同志，你们这个协作模式，遇到的主要阻力是什么？

或者说，如果希望这种模式能够更顺畅地运行，甚至推广。

你们认为从政策层面，最需要解决什么？”

这个问题，直指核心，也给了王建军一个表达“想法”的绝佳机会。

王建军坐直身体，语气慎重而坦诚：

“张司长，从我们目前的实践看，主要阻力来自两方面。

一是厂际结算和利益分配缺乏明确规范。

比如技术协作经费如何列支、攻关成果带来的超额利润如何分成。

现在都是口头约定或简单备忘，缺乏制度保障，不利于长期合作。

二是对一线技术工人和研发人员的激励手段单一、力度有限。

现在主要靠荣誉和少量奖金。

但对于攻克重大技术难题的团队和个人，激励的及时性和强度还不够。

难以持续调动最深层次的积极性。”

他稍微停顿，观察了一下张司长的反应，然后继续道：

“因此，我们有一些不成熟的建议。

第一，是否能在试点企业，探索设立‘厂际技术协作基金’。

资金来源可以从企业增长利润中按一定比例提取，专款专用。

用于支持跨企业的共性技术攻关。

使用和分配办法由参与企业协商，报上级备案监督。

第二，是否能在政策上明确。

对于通过技术革新、协作攻关创造显著经济效益的。

允许企业从新增利润中提取更高比例，用于重奖有功团队和个人。

并且这部分奖励，与企业的工资总额管控适当脱钩，真正体现按劳分配、按贡献分配。”

这两个建议，第一个是为他的“协作网”寻求合法资金池和制度保障；

第二个，则是为他下一步更大幅度地激励技术骨干，提前进行政策铺垫。

既立足当前实践，又指向未来更深化的改革，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张司长没有立即表态，而是转向调研组的其他成员：

“大家有什么问题？”

随行的计委和财政部干部又追问了一些细节。

特别是关于成本核算、资金流转的合规性，王建军和老孙一一

作答，数据清晰，逻辑严密。

调研持续了整整一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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